2014年4月27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专门就兵团工作发表讲话，指出：“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对兵团战略地位和职责使命作出的鲜明表达、深刻阐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曾经历过成立、撤销、恢复、发展的历史变迁。33年前的今天，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新疆，作出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略决策。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应运而生、曾被撤销而又恢复的呢？
　　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军队整编中诞生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它的前身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的大部分官兵为骨干，包括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率领的起义部队）和五军（三区革命民族军）大部。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宣布将部分部队改编为生产部队。命令指出：“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1952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引自《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根据上述命令，1953年5月，新疆军区将驻新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军。其中，第二、六、五军大部和二十二兵团全部编入生产部队，担负屯垦戍边任务。
　　1954年7月15日，新疆军区发电报给西北军区、西北局和军委总参谋部，提出“在此次整编中确定将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的机构划开。”并建议“生产部队的领导机构由二十二兵团部和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组成。”关于生产部队的领导机构名称问题，报告“认为以‘生产建设兵团’较为适宜。因为一方面仍用原二十二兵团的番号来领导全疆包括二、五、六军的生产部队是不相宜的，取消二十二兵团的番号如不以‘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代替之，则可能引起起义干部，特别是高级起义干部的思想波动；另一方面，二、五、六军所编的生产部队，不愿一下子脱离军队性质的番号，甚至因采用名称不适当，也可能引起部队的思想波动。”[《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年版，第117页。]同日，中共新疆分局同意了新疆军区的这一建议。8月6日，军委总参谋部复电新疆军区、新疆分局：“同意第二十二兵团部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后改用生产建设兵团的名称。”
　　10月7日，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代政治委员王恩茂、参谋长张希钦签署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下辖10个农业建设师，2个生产管理处，1个建筑工程师，1个建筑工程处及一些直属单位，总人口17.5万人，官兵10.55万人。有农牧团场43个，耕地7.73万公顷。
　　12月5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举行成立大会，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宣读了命令，颁发了中央军委给兵团的印信。首任兵团领导成员：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政治委员王恩茂（兼）。兵团党委由27人组成，王恩茂为第一书记，张仲瀚为第二书记。王恩茂在讲话中阐述了组建兵团的重大意义。指出：“由于国防部队建设任务日益重大，军区需要以更大的力量来领导国防部队的建设工作，同时，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对新疆生产部队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军区必须加强对生产部队的领导，因而就有必要成立一个统一领导新疆所有生产部队的领导机构。这就是今天正式成立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军区就可以通过它加强对生产部队的领导，同时，也可以拿出更大的力量来加强对国防部队的领导。”[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兵团档案局编：《新疆建设兵团历史文件选编》（1952-1981），第7-8页。]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标志着新疆农垦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历史时期。
　　二、“文革”中兵团出现混乱局面是其被撤销的直接原因
　　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是中共中央根据新疆党委、新疆军区党委的建议而作出的决定。1975年1月3日，新疆党委、新疆军区党委联合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改变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5年2月18日至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改变兵团体制的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出席会议的新疆领导有：新疆党委第一书记、新疆革委会主任赛福鼎，新疆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新疆党委书记张世功，兵团党委第一书记裴周玉，兵团党委第二书记、兵团司令员张竭诚，兵团党委副书记周九银，兵团党委常委孔瑞云、杜海林、苟纪明、王振东、杨贯之、杨宗胜、朱铁谷、侯全智、吴登云、甄子明等人。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叶剑英、邓小平、杨成武等三次接见了与会人员。叶剑英副主席两次发表讲话，肯定兵团的历史功绩，反复强调改革体制，不能把兵团的同志搞得灰溜溜的。他指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立了功，取得很大成绩。现在改变体制要慎重，希望与会同志善始善终，做好工作。”
　　多年来的说法是，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一个是新疆党委、军区党委《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一个是《关于调整兵团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安排》。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文件选编》（1952-1981）披露，会议闭幕的当天，1975年3月25日，又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撤销兵团的批语》，批语明确指出：“中共新疆委员会、新疆军区委员会：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望切实加强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兵团档案局编：《新疆建设兵团历史文件选编》（1952-1981），第480页。]
　　197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布中发〔1975〕11号文件，批转了新疆党委、新疆军区党委的报告。这一文件规定：一、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机构，成立新疆农垦总局，主管全疆国营农牧场的业务工作。师机关并入所在地（州）机关，成立地（州）农垦局，主管本地（州）范围内的国营农牧团（场）的工作。二、兵团和师的工矿、交通运输、建工队伍，商业、文教、卫生等企业事业单位，分别归新疆和地（州）各有关部门统一领导和管理。三、团（场）归所在地（州）领导。团（场）的全民所有制不变，生产资料不动，干部和职工的政治待遇、生活福利不变。四、设置石河子地区，成立石河子地区革命委员会，统一该地区的领导。五、兵团现役干部由新疆军区按中央军委对全军干部安排的有关规定统一妥善安排。其他干部归新疆党委和各地（州）党委统一管理，合理使用，妥善安排。六、兵团现役部队归新疆军区建制领导。武装值班连改称武装基干民兵连，继续搞好“三落实”。
　　1975年4月25日至5月7日，新疆党委、新疆军区党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1号文件，讨论修改了《关于兵团体制有关交接工作的具体方案》。5月23日，正式将《方案》印发各单位执行。到8月中旬，交接工作基本结束，至此，兵团和各师的机构完全撤销。
　　从撤销兵团建制的决策过程看，中央和新疆党委、新疆军区党委的认识是一致的，因为从上报建议到中央作出决定，只有短短1个月时间。促使新疆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提出这一动议并很快得到中央同意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革命集团插手兵团，使兵团建设出现灾难性后果，经济面临崩溃，成为国家沉重包袱。
　　“文革”一开始，主持兵团工作的党委第二书记、第二政委张仲瀚就受到冲击。1978年5月22日，张仲瀚给曾担任他警卫员的王文茂的信中证实：“1966年7月间，我就被党贼林彪和江青列为‘贺龙分子’（我感到光荣），而定为‘必须打倒的对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19，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3页。]1966年8月21日，新疆党委决定：“在张仲瀚因病住院期间，兵团党委工作由裴周玉主持，重大问题同张仲瀚同志商量。”随后，改组了兵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丁盛任组长。丁盛飞往北京向林彪办公室诬告张仲瀚“不突出政治”、“排斥转业军人”等。1967年6月，丁盛担任兵团第二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裴周玉任兵团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从此裴、丁取得了兵团的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期间，兵团各项事业都遭受干扰破坏。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7年比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下降8.96%，其中粮食产量减少18.42%，工业总产值下降10.14%，财政收入锐减42.6%.1968年，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粮棉油总产量仅达到1966年的45.5%，净亏损1.236亿元。从1969年起，多次向国家和内地要求紧急调粮。据统计，“文化大革命”10年间，兵团耕地面积减少了52万亩，林带损失了18万多亩，桑园被挖掉14.2万亩，果园被砍被挖掉8000余亩，粮食总产量减少1.95亿公斤，棉花总产下降了39.27%，油料总产下降32.9%，财政亏损1.96亿元。不仅不能给国家上缴粮油，还吃掉了国家1695万公斤返销粮。1967-1974年，国家为兵团财政补贴达5.86亿元。兵团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
　　原因之二：“文化大革命”中兵团参与地方武斗，成为地方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1967年1月26日，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出动值班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死27人、伤78人，造成震惊全国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1967年7月，兵团武装部先后调集6000余名值班部队，进驻乌鲁木齐市区，先后攻打了34个单位和地区，造成全市交通断绝、工厂停产、商店停业、机关关门、学校停课。此事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兵团参与地方武斗的问题，1971年6月19日，裴周玉在兵团第二届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曾作总结说：“1967年7月间介入了地方武斗。尤其是1968年传达贯彻‘五四’指示中，不仅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反而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继续支一派，打一派，打击不同观点，排斥不同意见……对武装部门的领导和使用上，违背和破坏了《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曲解了军管精神，动用不少值班连队，压制和打击了另一派革命群众。”[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兵团档案局编：《新疆建设兵团历史文件选编》（1952-1981），第420页。]
　　原因之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上述问题，在其他兵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加剧了中央对建设兵团体制的担忧。
　　“文革”期间，除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又陆续组建了黑龙江、兰州、广东、内蒙古、云南、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山东、湖北等12个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兵团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7%的需要靠国家供应，自给率连一半都达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亏损1.34亿元，1973年亏损达到1.97亿元。由于管理经营不善，兵团中有些知青寻求各种途径返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一师、农六师减员30%以上，建制已经严重不全。为此，1972年5月，总参谋部、国务院农林部联合派出3个小组，到黑龙江、新疆、内蒙古、浙江、安徽等5个兵团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73年2月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汇报，建议生产建设兵团不再列为大军区建制，划归省、新疆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
　　原因之四：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关。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月25日，在总参机关干部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由此拉开了军队整顿的序幕。当时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隶属于各大军区的一个正军级单位，兵团、农建师、团场、营连各级主官均为现役军队干部，把这种非作战单位脱离军队建制，以使军队“消肿”，也是应有之义。当年，所有这种体制的农垦单位全部脱离军队，划归地方。
　　正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全国兵团的现状、中央有关部门通过调研形成的看法的相互作用下，新疆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了改变兵团体制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撤销兵团建制的理由：“主要是兵团领导上的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思想工作薄弱，领导班子不团结，生产上不去。”并认为，“建国以来……兵团也由小到大，有了很大发展。它的基层单位已伸展到全疆各个地区，和地方工农业生产紧密联系，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在这一新的形势下，过去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那种由兵团实行垂直领导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要求……改变兵团体制，更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增进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加强反修战备，有利于经济建设的统一规划。”[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兵团档案局编：《新疆建设兵团历史文件选编》（1952-1981），第482页。]
　　由此，就不难理解撤销兵团建制的建议上报后很快得到中央批准了。
　　三、从加强新疆稳定力量出发邓小平决策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撤销、成立农垦总局，目的是为了解决经济上不去、领导不统一的问题，实现“四个有利于”。但实际上不仅没有达到这一目的，反而加剧了原来的问题。一份1977年10月5日中共新疆农垦总局核心小组给新疆党委的《关于农垦系统当前存在问题和搞好农垦事业几点建议的报告》，反映了兵团撤销2年多来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
　　（一）国营农场亏损严重。“1975年粮食总产13亿斤，单产199斤，棉花30万担，甜菜9.8万吨，猪年终保留27万头，亏损2.7亿余万元；1976年粮食总产14亿斤，单产218斤，棉花24万担，甜菜12.5万吨，猪年终保留32万头，财务亏损2.6亿余万元；1977年粮食总产预计12.8837亿斤，单产207斤，棉花24.9万担，财务亏损2.4亿余万元。”这三年是新疆农垦史上亏损最严重的三年。
　　（二）生产能力被削弱。“第一，基建投资减少。体制改变前，国家每年给兵团基建投资5600万至8500万元，1976、1977年只各投资2900万元。第二，生产资料减少。如化肥，体制改变前，原兵团农场国家供给12至15万吨，1976年全农垦系统只给6万余吨，1977年据说二三万吨。第三，机械化程度消弱……体制改变前，国家每年给农垦系统380至550台（拖拉机），1976年只给141台……体制改变前为国营农场农业服务的有230个大修厂，现在只有两个……第四，科研工作削弱了。科研经费原每年国家给50万，兵团自筹50万，共100万。现在没有，原兵团和各师有11个农科所，现在只有6个，总局农科所至今还没有实验室，原为农垦系统培养技术干部有兵团农学院、塔里木农大、农垦大学三所学校，现在没有了。”“第五，运输能力大大削弱。原兵团和各师共有6196辆汽车，60%直接为农场生产服务。体制改变后，5000辆汽车归新疆和地区工交系统领导，基本上不承担国营农场的运输任务。”“第六，农场土地被划走……第七，水库管、用矛盾不断不断扩大……第八，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兵团档案局编：《新疆建设兵团历史文件选编》（1952-1981），第492-498页。]
　　（三）多头领导的管理体制难以形成统一意志。中央11号文件规定：新疆农垦总局，主管全疆国营农牧场的业务工作。地（州）农垦局，主管本地（州）范围内的国营农牧团（场）的工作。但实际上没有落实。新疆党委规定：新疆各业务厅局对农牧场实行归口管理，即：化肥、农药由供销社主管，农机具维修、配备由农机局主管，钢材、水泥等物资由物资局主管，劳动工资、劳动调配由劳动局主管，财务由财政局主管，畜牧由畜牧局主管。并明确宣布，农垦总局和地州农垦局的工作是：“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了解情况，反映问题。”[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兵团档案局编：《新疆建设兵团历史文件选编》（1952-1981），第494页。]这样，新疆农垦总局和各地农垦局对上述业务工作，只管调查研究，反映情况。对任何具体问题、实际困难都无权处理。农垦事业的地位被削弱了。对此现象，王震后来专门作了一个概括，指出：“当前农垦系统双重管理体制的弊端……主要是：（1）政企不分，不便工作。农垦是政企合一的组织，既要搞生产经营，又要考虑办政权办社会，不能集中精力抓经营决策。（2）条块分离，相互扯皮。（3）双层加码，负担加重。农场既要向管理局交利润，又要向地方政府交纳各种税费。”[《王震传》，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更为突出的是水土矛盾、场社关系紧张的问题。新疆远离海洋，深居内陆，四周有高山阻隔，海洋湿气不易进入，降水量少，空气干燥，形成明显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是典型的缺水地区。历史上，楼兰古国、米兰古国、尼雅古国的消亡，都与水有相当大的关系。楼兰古国，是2世纪以前地处新疆巴州若羌县境一个著名的“城廓之国”。《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6100里。户千五百七十，口44100.”关于楼兰国的消亡说法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毁于干旱”。据《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后，楼兰严重缺水。敦煌的索勒率兵1000来到楼兰，又召集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士3000人，不分昼夜，横断注滨河引水进入楼兰，解了燃眉之急，但没有根本解决缺水问题，楼兰古城最终还是断水了。水资源严重缺乏，使得人们卫生状况恶化，导致瘟疫爆发。楼兰城中居民为了生存只得弃城出走，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湮没了。[胡扬著：《消失古国全档案》，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年努力，新疆水资源有了很大改善，但缺水的地质结构没有改变。塔城乌苏县境的车排子垦区，农业用水是比较充裕的，但是由于场、社矛盾，每次分水都压低农场比例，造成农场汗涝灾害不断，大量减产。1977年公社的玉米浇6-7次水，农场只能浇1-2次水，有的地方还没有浇上水。林带因长期缺水，成片枯死。草田轮作制度也被破坏。
　　1978年2月，撤销兵团建制不到3年，农垦体制就难以为继。为此，国家农垦总局派出工作组对新疆农垦管理体制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提出了恢复兵团体制的建议。调查报告认为：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久，基础好，在新疆占的比重大，而且处在反霸斗争的前哨和少数民族地区，恢复兵团体制，可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指挥系统，有利于加快新疆农业生产的步伐，充分发挥国营农场的总战略预备队、正规军、主力部队的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这次调研虽然没有促成兵团恢复，但却引起中央对改变农垦机构的重视。一份《新疆农垦总局时期计划执行情况》披露：
　　1978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印发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国发〔1978〕20号文），决定成立国家农垦总局，对黑龙江、新疆、广东、云南4个垦区实行国家农垦总局和省、新疆双重领导，以省为主；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关心支持国营农场建设；新疆农垦系统的基本建设投资以及国家统配、部管物资，均列入国家计划，由国务院主管部门直接供应。4月，国家计委发出通知（国计〔1978〕218号文），对黑龙江、新疆、广东、云南4省（区）国营农场所需投资、物资实行直接供应，并将它们的投资和主要物资的基数从有关省区中划出来。9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访问南斯拉夫回国途经新疆时视察石河子垦区，指示国营农场要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11月，国家农垦总局在北京召开农垦工作座谈会，重点讨论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和对农场实行财务包干的问题。[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兵团档案局编：《新疆建设兵团历史文件选编》（1952-1981），第527页。]
　　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农垦总局《关于农垦企业实行财政包干暂行规定》。规定从1979年到1985年对农垦系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利润自己发展生产，资金不足可以贷款的财管管理办法。8月，农垦部颁布了《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试行草案）》。9月，国务院召开六省（市）新疆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座谈会，确定石河子垦区为全国重点试办单位之一。11月，华国锋等听取了试点情况的汇报。
　　从1980-1981年，中央先后2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3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新疆工作的问题。这5次会议分别是：
　　第一次：1980年7月10-14日，中央书记处听取了汪锋、司马义·艾买提等关于新疆工作情况的汇报，对新疆工作进行了认真讨论，产生了《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
　　第二次：1980年9月23日，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会议听取了汪锋、铁木尔·达瓦买提《关于贯彻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情况的汇报。会议明确指出：为了进一步搞好新疆的工作，要坚决地、大胆地、有计划地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这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方针。座谈会纪要中说：“中央决定，派王震同志到新疆，代表中央慰问新疆各族干部、各族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
　　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王震于4天后到达新疆。9月27日，听取新疆党委、政府的工作汇报，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解放军指战员举行座谈，直接听取他们对新疆形势的看法和建议。28日，出席了新疆第三次文代会闭幕式，并发表讲话。30日，看望乌鲁木齐部队的部分团以上干部，并分别作了重要讲话。10月5日至7日，到阿克苏、库尔勒、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看望各族干部、群众和当地驻军指战员。这次新疆之行共半个多月，先后与数百人交谈，会见了近万人。回京后，王震给中央递呈了《赴新疆慰问的汇报提纲》。向中央提出了五条建议：一是要运用各种有效形式，坚持民族团结教育，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疆。二是加强新疆的班子建设。从长期坚持在新疆战斗、工作的同志中，选拔熟悉当地情况，懂得生产建设并善于团结各民族及与他们有长期友好合作关系而又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进新疆领导班子。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提拔。三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建设及开发新疆上，积极利用新疆资源。四是国家教育部增加高校在新疆的招生名额；增加少数民族青年入伍名额；军队要办好干部子女学校。五是组织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及技术人员赴内地或出国访问，以开阔现代生产技术的眼界，有利于新疆的开发建设。
　　11月，新疆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和新疆党委领导报送中央的《新疆工作汇报提纲》。由于新疆个别领导对当时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不适当的估计，因而会议错误地提出要大批汉族干部退回内地，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错误言论也流传起来，这导致全区形势出现新的波动。
　　第三次：1980年12月26日-1981年1月5日，中央又一次召开新疆问题座谈会。会议分析了新疆出现的新形势，批准了王震的请求，决定成立以王震为团长的中央赴新疆巡视团，到新疆协助工作。
　　会后，王震再次来到新疆，又进行了10多天考察。在新疆厅局以上干部会议上，王震明确提出：“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军区的后备军，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力量。”“生产建设兵团搞了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还有交通业，他办的完全对。”“解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王震的这一表态，第二次启动了恢复兵团体制的进程。
　　1981年6月30日，王震致信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他在信中说：“新疆现有200万人生产兵团，屯垦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垦于准葛尔（天山北）、塔里木（天山南）两大盆地，建设起70多个边境团级农场，担负生产和边防和警务。应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番号，实行农工商联合企业，归中央农垦部和新疆双重领导。这样便于新疆军区将驻疆部队集中训练，又握有集中防御力量。”[《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年版，第247页。]
　　第二天，邓小平作出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年版，第246页。]从批示看，邓小平基本同意了王震的建议，并让王震“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
　　第四次：1981年7月6日--即邓小平对王震的信作出批示的6天后，中央书记处第109次会议专题讨论了新疆工作的问题。会议作出了七项结论，特别强调：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进一步做好新疆各项工作的关键。“在处理汉族同少数民族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一定要非常慎重。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年版，第250页。]这段话后来被概括、发展成“三个离不开”.特别指出：“新疆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新疆是我国西部国防的战略要地。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在巩固边防、保卫祖国的光荣斗争中，新疆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现在，苏联霸权主义在与新疆接壤的边界驻扎重兵，用武力进行威胁，并且进行各种颠覆、破坏活动；新疆境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中，也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同霸权主义者、国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新疆各族人民，各级党政组织、各级干部，农垦职工，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驻防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对此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做好一切准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建设新疆、保卫新疆而奋斗。”[《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年版，第251页。]
　　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是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对新疆在巩固边防、保卫祖国、防止外国势力的颠覆、渗透等重要战略地位作出明晰的定位，同时，公开批判新疆境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中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同霸权主义者、国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这为此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挥其“屯垦戍边”特殊作用作了理论准备。
　　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的另一项重要的准备是：1981年8月10日至20日，77岁高龄的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等陪同下，利用休假到新疆视察工作。这是邓小平生平第一次踏上西域大地。
　　对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邓小平为何如此慎重，并亲赴新疆、实地考察？因为，包括新疆党委在内，对这个问题认识并不完全一致。1981年7月8日，王震在中南海接见国家农委副主任张秀山等人的谈话中披露说：“我给军委邓主席报告，恢复生产兵团新疆的同志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主张恢复，有的不主张恢复。新疆地处祖国的西陲，地方大，绝不能像外蒙古，也不能像阿富汗。老帅们主张传帮带，要使子孙后代受教育，要办好学校。邓主席说，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疆完全可以先富。……生产兵团要有战斗力，……支援边疆搞好生产，提高生活，团结各族人民，巩固国防，安定团结，不断提高本地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19，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邓小平这次新疆之行的主要日程是：5日傍晚，乘专列从北戴河出发。10日，抵达乌鲁木齐。13日至14日，视察了石河子市。15日，视察了乌鲁木齐南山牧场。16日，同谷景生谈话。19日，视察了吐鲁番市。20日下午，离开新疆。
　　邓小平与新疆党委第二书记谷景生的谈话，在乌鲁木齐市延安宾馆举行，共谈1个多小时。涉及方方面面，主要是八个问题：（一）提出了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方针。强调新疆的根本问题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不搞苏联的“共和国”联邦制，他说：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是新疆。法律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二）提出了”新疆稳定是大局“的战略思想。明确指出：”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三）提出了反对民族分裂的思想。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这一铿锵声音，表明了党中央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坚定立场。（四）提出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设想。邓小平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生产建设兵团恢复确有必要，组织形式同军垦农场不同，党、政、军结合。“（五）提出了”新疆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的思想。强调”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前一段新疆出了点儿事，责任主要在领导。他要求“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并且以平息骚乱期间某县有位少数民族干部主动站在第一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例说，“这样的干部为什么不能提起来，他是一个干事，能不能让他搞一个县？”（六）提出了加强民族团结的思想。（七）提出依法治疆的重要思想。邓小平提出，要通过立法程序，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要完善干部工作制度体系，使“干部的培养、选拨、使用、提升、培训等都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避免个人主观因素的干扰。”他还提出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邓小平说：干部终身制要解决，再不解决就要误党、误军、误国，并表示将来要带个头。（八）提出了领导机关自身建设“要加强”的思想。邓小平强调“组织部、宣传部要加强”。“干部选拔不能只靠组织部门，那样有很多事情你就不知道，或者不明确”。反复强调“要通过一些同志、一些事情、一些谈话发现干部，靠几个人不行。”
　　邓小平这次新疆之行，为恢复兵团建制定了基调。
　　第五次：1981年10月19日，中央书记处又一次召开会议，研究新疆工作，形成了中央书记处同新疆领导同志谈话的要点。胡耀邦代表中央宣布了中央关于新疆党委人事变动的决定，王恩茂任新疆党委第一书记，免去汪锋新疆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其工作由中央另行分配。10月23日，邓小平与王恩茂谈话，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页。]
　　1981年1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1982年6月1日，新疆主持召开隆重庆祝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会，宣布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领导班子名单。王恩茂兼任党委第一书记，陈实为司令员，谷景生为第一政治委员，阳焕生为政治委员，谢高忠为第一副司令员。
　　恢复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过去的兵团已有很大不同：第一，名称不同。原来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后不再用军队名义，直接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采纳杨尚昆建议的结果。第二，人员构成不同。原来兵团是新疆军区的一个正军级单位，兵团、农建师、团场、营连各级干部主官均为现役军队干部，恢复后全部脱军装，邓小平后来解释说：“生产兵团恢复起来，这是稳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军的名义……解放军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如用解放军的名义，搞军衔就要轮到它，几万人不好办。”第三，管理方式不同。1978年2月，国务院决定新疆农垦总局改由国务院主管部和新疆双重领导，国家建设投资和农场所需主要物资由国务院主管部直接提供。这与以前的兵团也是不同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后，不断加快改革步伐。1990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管理体制和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行业纳入国务院有关部门计划，实行单列；享有外贸出口权，享有国家给新疆新疆的优惠政策；199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通知》，授权兵团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参照石河子市的管理方式，在兵团农一师、农三师、农六师、农十师所在的阿拉尔、图本休克、五家渠、北屯，设立县级市；明确兵团是一个准军事实体，要进一步加强对兵团内武装力量的领导和管理，其军事工作接受新疆军区和兵团党委的双重领导，由新疆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兼任兵团领导工作。至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管理体制走向成熟。
　　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以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成功运用，承担着“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任务。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对兵团的战略作用作过重要论述，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周恩来总理曾把兵团的作用概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边防，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14，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肯定“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和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要求兵团做“生产建设的模范、安定团结的模范、民族团结的模范，以及稳定新疆和巩固边防的模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14，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兵团在新疆发挥建设大军、中流砥柱和铜墙铁壁的作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兵团要坚持国家利益就是兵团利益、新疆大局就是兵团大局，真正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发挥兵团调节社会结构的作用，推动文化交流的作用，促进区域协调的作用，优化人口资源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中，对其职能定位为：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加强民兵武装值班连队军事建设，搞好边防。认为“这对于发展新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表述，重申了“屯垦戍边”两大职能，强调了“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的戍边职能，在履行屯垦职能方面，强调了为“新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作贡献，而不单纯是发展兵团自身的经济、文化事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恢复和发展对维护国家统一、保卫边疆，对新疆的各项事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十年来，它作为新疆经济建设的突击力量、保卫国防的后备军、新疆稳定的重要因素、汉族人民支援兄弟民族进行建设的一种有效形式，对新疆各族人民和各项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的一部分，它的发展进步既是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也是对新疆的贡献，它的许多方面的发展，如公共事业、环境开发、资源改善等，全疆各族人民直接受益；另一方面，它秉承不和当地百姓争利的原则，无偿支援、投资新疆经济建设、依法纳税等，直接为新疆作出贡献。突出的发挥了以下四个方面作用：
　　第一，“建设大军”--发挥了“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的作用。
　　一是发展经济。1981年，兵团粮食总产92.3万吨。到2013年，生产总值达1480亿元，年均增长16.6%，占新疆经济比重17.4%.1981年，兵团有农业耕地面积1360.38万亩，到2007年，兵团农业耕地面积占新疆26.1%，而实现农业总产值占新疆农业总产值的34.9%.1981年，兵团对外贸易为240万美元，到2007年，实现55.6亿美元，年均增长42.2%;到2012年，达到96.5亿元，年增长26.4%.这几组数据说明，在新疆经济中，占1/6强是兵团贡献的；在新疆农业中，1/3强是兵团贡献的；在新疆外贸中，兵团贡献了27.7%的进出口份额。另外，兵团的农牧团场、工交建商企业依法向当地政府纳税。2013年，兵团上缴种类税金增长15.8%，为新疆的税收作出了贡献。
　　二是建设新疆。解放前，新疆的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兵团成立以来，兴办各类工业企业，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到2004年末，兵团拥有工业生产单位3006户，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35户，占新疆大中型工业企业的17.2%，形成了煤炭、电力、纺织、轻工、食品、造纸、皮革、机械、化工、建材、医药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完成工业总产值144.48亿元，比1954年的0.57亿元增长了253倍；生产纱11.18万吨，机制糖13.22万吨，原煤402.30万吨，水泥271.06万吨，分别占据了新疆的38.4%、35.5%、10.7%和22.3%。如今，兵团人已经在荒原上崛起了一批新城，形成了以石河子、奎屯、五家渠、北屯、阿拉尔、图木舒克等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极，并在各个团部形成了175个集镇。2013年，兵团的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5%，达到62%。截止2013年底，兵团农业机械总动力458万千瓦，农机总值48亿元，农业机械化率达到9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5%，居中全国第一。兵团为新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机械化作出重要贡献。
　　三是改善新疆的生存环境。兵团在天山南北的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两大沙漠边缘和边境线上大规模开荒造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排盐治碱，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实施了“西部边境造林工程”、“准噶尔盆地南缘防沙基干林建设工程”、“塔里木盆地东部绿色走廊建设工程”等一批工程，在茫茫戈壁荒漠上建成一个个田陌连片、渠系纵横、林带成网、道路畅通的绿洲生态经济网络。多年的努力使数万公里的绿色屏障出现在新疆大地上，形成了106.4万公顷新绿洲，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典范，大大改善了沙漠边缘的恶劣环境，对新疆生态环境起着极其积极的作用。联合国造林治沙专家到新疆兵团考察后，曾称赞说：“你们遵循自然规律，促进生产良性循环的路子是对的，值得在沙漠地区推广。”2000年屯垦新城石河子被联合国评为“人类居住环境改善良好范例城市”，2002年国家建设部正式命名石河子为国家园林城市。
　　四是无偿支援。《新疆问题白皮书》披露：几十年来坚持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支援地方建设，每年抽调大批技术人员到附近的县、乡、村举办种植、农机等各类培训班，推广先进技术；每年筹集资金帮助地方搞规划和建设，为各民族群众送医送药，给予各方面的帮助；还把已经建设起来的规模较大的一批工交建商企业无偿移交给地方，为新疆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据兵团政治部1959年9月关于《兵团十年来支援新疆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披露，仅新中国成立后前10年，兵团就向新疆提供了巨大的无偿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兵团抽调了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及生产经验的专职干部2560人，在新疆25个县的549个农业社里，从农业生产到经营管理，进行了系统地全面地帮助。为农业社共培养了各类技术干部11353名。无偿为各族群众代耕代播、代收土地4378余亩，支援劳力951700个工天，畜力1027852个工日。为农业社调换各种优良品种9712200余斤，赠送各种农具42940件、农药4800余斤，转让已经开好的土地61万余亩，修建房屋1318间，为各族人民医疗疾病395480余人，无偿接济和赠送贫困农民食粮1921500斤。人民公社化后，在新疆整顿人民公社时，兵团抽调300名优秀党员干部参加万人工作团，深入农村，工作了5个月之久。在夏收期间，兵团出动劳力9260人和大量收割机、割晒机、打粮机、汽车等，帮助新疆28个县收割小麦86890亩。[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兵团档案局编：《新疆建设兵团历史文件选编》（1952-1981），第188-190页。]
　　第二，“铜墙铁壁”--发挥了“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的作用。新疆总面积160多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6，与周边8个国家接壤，边境面积几千公里。所以，戍边是兵团的重要职能。一代又一代兵团人恪守这一历史使命，保持人民军队的组织形式，坚持劳武结合的体制，组建有相当数量训练有素的民兵武装，作为国防部队的后备力量。先后在边境一线组建了58个边境团场，建设起一条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与边防部队一起担负着2019公里的守卫任务，构筑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1962年，苏联制造伊塔事件，煽惑裹胁我数万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后，兵团迅速组织军垦战士，分赴边界，担负警戒，稳定局势，充实了边防。仅农九师（塔城地区）就先后抓获外逃越境53名，苏联特务17名，回窜外逃分子20多名，同苏联吞食中国领土的行为进行了上百次斗争。兵团恢复后进一步加强了巩固边防的工作。坚持劳武结合，与军队、武警、人民群众共同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军、警（武警）、兵（兵团）、民”四位一体的联防体系，在打击和抵御境内外分裂势力的破坏和渗透活动，保卫祖国边疆的稳定和安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第三，“大熔炉”--发挥了“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的作用。兵团恢复前后，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呈现复杂多变的形势，南疆地区先后发生了12起民族分裂势力煽动打砸抢骚乱事件和武装暴乱事件。所以，198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明确指出：“现在，苏联霸权主义在与新疆接壤的边界驻扎重兵，用武力进行威胁，并且进行各种颠覆、破坏活动；新疆境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中，也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霸权主义者、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页。]
　　兵团恢复后，突出反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的职能，在与新疆长期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兵团始终将平息暴乱及突发事件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成为稳定新疆的核心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兵团的武装民兵先后协助部队平息了麦盖提、伽师、巴仁乡、伊宁等地一系列暴乱，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兵团成立的50多年中，先后看押改造了内地遣送的12万名犯人。1983年“严打”后，又承担了对18个省市重刑犯的看押改造任务。1983年以来，兵团共出动民兵4万余人次，协助公安部门抓捕犯罪分子500余人，追捕越狱犯70余人，为新疆地区和全国的社会稳定做出巨大贡献。
　　第四，“中流砥柱”--发挥了“新疆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的作用。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民族关系较为复杂。兵团始终把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成为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一是模范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长期发展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37个民族成分。垦区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约25万人。兵团全面贯彻中央政府制定的民族宗教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使兵团成为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二是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兵团制定并长期坚持《拥政爱民，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纲要二十条（草案）》，自觉接受新疆人民政府的领导，遵守政府的各项法规和法令，坚持“有利生产、有利民族团结”的原则，积极发展融合型经济，支持和帮助各族人民生产建设，在修建各种水利、道路等工程时尽量考虑地方各族人民的利益，使兴修的各项工程基本上成为兵地双方都受益的“两利工程”;在兵团的各类产业中，大量吸收安置新疆各族人民就业，每年有计划地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人才到兵团工作。这些做法，减轻了国家的就业压力，改善了我国人口布局，给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密切了与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边疆同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繁荣。
　　五、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新疆建设兵团工作体现了高超治疆智慧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新疆工作，把新疆建设兵团放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
　　第一，这是边疆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国与国之间接壤的地区称为“边疆”，这个地区是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标志，这个地区由于与邻国较近，容易成为敌国图谋不轨的目标。如果边疆被犯，民心就会浮动，政权的基础就会动摇。保卫边疆的能力，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政权的执政能力，一个国家是强盛还是衰落。所以，任何政权都重视边疆，保卫边疆。我们党也不例外。
　　1956年，王震担任新成立的国家农垦部部长。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说：“农垦”翻译成外语就是“开垦荒地”。建设国营农场，管理国营企业，发展生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创立并发展新中国的农垦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边防、捍卫和建设祖国而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是治国安邦的一项英明决策。[《王震传》，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可见，老一辈革命家是从履行双重职能--“屯垦戍边”的角度来考虑建立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农垦事业的。
　　第二，这是新疆的战略地位决定的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西出中国的通道，古丝绸之路就是从这里通向中亚；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先后采取“北进”和“南进”战略，中国东部、北部、南部的出海口被日军占领，新疆作为战略远后方的地位更加凸显。这一时期，新疆有两条联结国际的通道，接收来自苏联、美英等国的抗战战略物资。一条是北线，从苏联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经新疆伊宁、迪化到甘肃的兰州，通称国际运输线；一条是南线，从印度的列城，穿越喀喇昆仑冰川到新疆的叶城，然后经由新疆的喀什、库车、吐鲁番到甘肃兰州，通称为国际驿运路线。
　　正是因为它的战略地位重要，伴随着八国联军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美、英、俄等列强试图问津新疆，并开始在新疆培植代理人。现在新疆出现的民族分裂活动可以从100多年前列强侵华找到源头。民主革命时期，苏联、国民党和我党都在争取新疆。与盛世才打过多次交道的陈云曾说过三句话：“一、与盛世才最先建立联系的是苏联，我们党和盛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对盛采取统战做法也是从苏联的做法延续下来的。二、盛世才是个军阀，而且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及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线的平安；在我们是想扩大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三、在苏联做盛世才统战工作的同志，应当说是执行了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完成了中央交待的任务，成绩是主要的。”[《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1934年9月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进一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是“中国革命有意义伟大的工作”。从此，打通国际路线，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战略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苏联继续向新疆渗透。《中国共产党伊犁历史》记载，苏联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借新疆边民基本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的现实困难，向伊塔边民散发大量的召唤书、邀请函，从思想和物质上利诱中国边民去苏。据统计，在塔城地区，来信方面，1961年第一季度苏方来信5038封，1962年第一季度来信6609封，增长31%；寄来包裹方面，1961年第一季度苏方寄来340件，1962年第一季度为632件，增长85%;报刊杂志等印刷品方面，1961年第一季度寄来462件，1962年第一季度为923件，增长99.8%.在伊犁地区，1962年3月至5月，仅绥定县就收到苏方来信5000多件，包裹120件；霍城县1961年1-5月收到包裹198件，1962年1-4月，收到340多件。[新疆档案馆《关于苏方煽动中国公民逃往苏联的补充材料》。]大部分来信宣扬说苏联人民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中国现实生活很苦，在干部群众中形成了“外逃就可幸福不走就是苦难”的思想潮流。此后发生了1962年边民外逃的伊塔事件。塔城县外逃人口达到该县人口的68%，霍城县边境3个公社原有人口1.6万多人，外逃后只剩3000多人，裕民县牲畜损失31%、车辆损失70%，耕畜损失8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邓小平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引自《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页。]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在新疆制造动乱来牵制中国，他们打着民主、宗教的旗号，策动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
　　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安全出发，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共中央就决策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
　　第三，这是多民族国家的特点决定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有56个民族。其中，新疆有13个主体民族。确保多民族国家的安定是个世界性的课题。前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它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失败，最终导致联盟解体。南斯拉夫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同样的原因，1992年后南斯拉夫联邦解散，原联邦分裂成黑山、科索沃等数个独立国家。历史证明，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融合，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所以，我们党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历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新疆就是其中之一。
　　第四，这是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
　　二战后，世界进入“冷战”，以意识形态把世界分为以资产阶级为价值观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社会主义为价值观的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美接触失败后，我们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加入社会主义东方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围堵的遏制政策，我们坚持“两个阵营”的外交方针，打破孤立。60年代初，发生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关系交恶，我国面临着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的严峻局面，我们采取“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团结亚非拉各国和欧洲世界，对美苏进行牵制。后来，苏联在我东北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1969年爆发中苏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79年爆发中越自卫反击战，我们与美国和解，打破坚冰，共同应对来自“北方熊”的挑战。80年代末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世界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加速对我推进和平演变战略，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那场政治风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处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在这种环境下，边境地区一直是个敏感的热点，它决定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新疆，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副主任、新疆新疆党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